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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青海调查队工作纪实

在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中，有这样一支普查队。他们面对青藏高原复杂的高海拔地形地貌造就的高寒缺氧地理环境，地广人稀的大跨度工作半径带来的野外调查困难；他们面对的是内陆欠发达地区中医药基础薄弱，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局面。由于基层专业技术人员稀缺，能够从专业角度提供帮助的基础力量显然不足，他们面对的是蒙药、藏药、维药、中药，各具特色又高度交融的药理认知系统。尽管重重困难摆在面前，但他们没有丝毫退缩，而是迎难而上，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团结”的高原精神，像高原上的牦牛，荒漠上的骆驼一样，步履坚定，负重前行。他们就是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青海调查队。

 

3年的艰苦工作，他们的足迹跑遍了青海的16个试点县域。青海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团队与地方专业技术骨干紧密配合组成的青海中药资源普查队，深入戈壁大漠，挑战密林绝境，为高原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做了最基础的工作。他们在新老结合中传承精粹，在实践中锤炼队伍、培养队伍、提高队伍。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涉险，任劳任怨、甘于奉献的精神，谱写了一曲高原中医药工作者的壮歌！

 

从青海柳湾遗址走起

 

青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根据考古发现，中华民族的史前文明，就是在青海这块土地孕育的。中国考古史上，第一碗面条的发现，就在青海柳湾遗址。同时出土的石针、骨针等原始工具，使人产生大胆的联想，也许中医的针灸雏形，大概也是从青海兴起的呢？

 

从历史资料上我们知道，近代西方医学传播到青海之前，中医是疾病预防治疗的唯一手段。因此，中医中药的开发与利用，很早便活跃在民间。早在元代，青海大黄已经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远销中东欧洲，驰名海外。

 

从现存的地方史料分析，虽然在那时候青海人们的生活中，中药使用非常普遍，但中医药理论尤其是一些最基础的理论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例如，直至解放初，青海中药的分类，只停留在口传心领和性状的简单描述上，与近代植物学科学分类认知体系完全不同。青海中药的科学分类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经过前三次的中药资源普查而推广起来的。前三次普查是今天第四次普查的坚实基础。

 

对于普查队的李生洪、赵国福、贺红等教授而言，从纷繁芜杂的历史资料中，寻找中药材品种分布的线索，也不失为是一件寓乐于苦的事。从事中药工作30余年的经历，使他们对青海中药情有独钟。他们认为“现在我们通过普查，要摸清家底掌握动态，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搞清楚动态变化，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实现中药资源的持续利用。历史会提供一些可借鉴的东西。”

 

为了充分做好普查前的准备，他们利用休息时间，走访多位健在的参加过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的老前辈、老专家。从老前辈们的指点中，他们对于青海中药资源的分布、数量和类别特点，掌握了大概的方向。李生洪教授指着眼前一堆发黄的书稿说，“这些都是搜集来的宝贝。许多资料是老前辈们提供的。”

 

赵国福教授接着话茬说，“第四次普查不但要解决国家确定的目标任务，更不能辜负前辈的殷切期望啊！”贺红教授对此深表认同。

 

众人称赞才项副院长

 

提到共和县中医院藏族副院长才项的时候，普查队的教授们赞不绝口。

 

作为主管医院后勤的负责人，手头有忙碌不完的各种杂务。但从第四次普查在共和县开始的头一天起，他就高度关注第四次普查的野外调查工作。

 

为了抓好野外调查，三年多的时间内，他亲自带队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野外作业。不论风里雨里，亲力亲为。不但帮助进行业务操作，还积极协调帮助解决普查队生活保障。基层农牧民不清楚中药调查，他以自己的藏族母语作解释，作动员。他的基层工作的本领，帮助普查队解决了不少的困难。

 

对本县抽调的技术人员，才项要求也很严格。他认为参加普查，从另一个层面上可以把它当作，学习植物分类学、中药基源鉴别学、野外植物调查法等专业知识，着力提高基础理论水平的最佳机会。在他的带动和动员下，共和县的技术人员开始从最初的一知半解，开始主动请教、主动学习。教授们戏谑，“才项副院长是一名大贼头。不但自己偷学，还带领他们的团队偷。”他开玩笑回敬说，“孔子曰：窃书不算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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