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养生 / 中医药膳

先秦时期的药膳食疗

先秦时期指远古以迄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这样一段历史时期。

我国的食疗与药膳的起源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先民们在学会用火之前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加之恶劣的自然环境，难免会遇到许多疾病的痛苦。人们在寻觅食物时，有时误食某些食物，引起各种中毒现象，如呕吐、腹泻等，有时吃了某些食物，又使中毒症状减轻，甚至消除。在这一次次地反复中人们积累着饮食的知识，逐渐对食物有了了解。哪些是药，哪些是食物，哪些是毒品，渐渐在人们脑海中有了区分。神农尝百草而发明医药的传说，正是人类这一经历的写真。《淮南子·修务训》云：“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沃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在选择食物时，冒着生命安危，而尝百草；冒着生死，尝水泉之甘苦；为求生存，采集树叶、果实而食，经过几百次，几万次的反复试用，积累了最初医药知识。在中国素有“医食同源”之说，其缘起也许就在此吧。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定居下来，学会了用火，发展了农牧业，并且已经能制造陶器，煎煮药物和烹调食物，为人们饮食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良好条件，谷物发酵酿成的酒，也是这个时期发明的。酒“善走窜”、  “通血脉”、  “引药势”，药物与酒结合，既能治疗疾病，又可供人饮服。酿酒术的发明对食疗的发展很有意义。到了商代我们已经能从现存的历史遗迹中看到成熟的酿酒术。

从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很多是酒器。甲骨文中书载了当时已经有的农作物；禾、麦、黍、稷、稻等。这些农作物都可以用来酿酒。(素问·汤液醪醴论)说：  “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这就是古人制酒方法。这里“醪”谓浊酒。  “醴”谓甜酒。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汤液，是煮物取汁；醪醴则是酝酿所成。  “炊之稻薪”，孙鼎宜说“此古人煎之秘法也。曹子建诗；  ‘箕在釜底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盖本所生，还以资炊，则气味乃全，即下文  完坚，之说，三国初盖犹知此。”  “稻米者完”，张志聪说：  “稻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气，具天地阴阳之和，为中央  之土谷，得五方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以上这些说明古人酿制醪醴的严谨。古人用酒治病，也相当普遍。而他们对酒的作用的认识是：  “邪气时至，服之万全。”酒在中国传统医疗、食疗被称为“百药之长”，这是基于酒的药用价值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基础上的，比如酒有兴奋作用，可做强壮剂；酒有麻醉效果，可用做麻醉剂；酒有杀菌作用，可用做消毒剂。

除了酒之外，人们对其他汤液的食疗价值也有了认识。相传，商代宰相伊尹著《汤液经》一书，记录了采用烹调方法制汤液疗疾的情况。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说：  “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本草，以为汤液。”又说：  “仲景广论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对伊尹创汤液之说，目前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真实可信，因为有古书记载：一种认为不可信，汤液的创制，是古代无数先民，经过千百年生活实践逐渐创造的，不是某一位先贤个人的功绩。然而不管如何，这一时期人们对汤液已经有相当深刻的认识确是不争的事实。  《吕氏春秋·本味》中不仅讨论了汤液，甚至对汤的口味的认识已经相当细致：  “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照一般情况，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先考虑实用，有了一定的基础才能提出进一步细致人微的要求，  (吕氏春秋·本味》中对汤液的味道的这种认识本身  所反映的应该是当时人们制汤液能力的成熟。文中还提到一些  调味品的选择，如“阳朴之姜”，  “招摇之桂”，则进一步佐证了这种成熟。    

到了四周时代，社会生产力较前代有很大进步。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由奴隶社会进入早期的封建社会。农业生产有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呈现出繁荣景象，发展到春秋时期，学术思想逐渐丰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激烈的论辩中，哲学、天大学、地理学、医药学等都有了很大进步，阴阳五行学说日渐成热，特别是医药、食疗的实践的影响作用巨大。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书中许医学理论，至今还指导着中医辨证施治，许多食疗方剂，至今还在为人们的健康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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