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药的由来，一个公认的观点是“源于生活实践”，一个基本的说法是“药食同源”，即古代先民为果腹之需，往往饥不择食，其间难免会误食一些有毒或有剧烈生理效应的动、植物，以致引起呕吐、腹泻，甚至昏迷、死亡。经过无数次试验，逐渐形成了对某些动、植物可食或不可食的认识，并又从中慢慢发现，某种病痛发作时在吃了或误食了某种动、植物后，病痛得以减轻或解除，进而有了药物的认识和积累。这就说明中药与食物是同时被发现的，药、食之间起初并无明显的或绝对的界线。至于矿物药的发现，则与采矿与冶炼业的兴起有关，也可能存在着误食的现象；人工制品如酒、醋、神曲等的发明，则与火的应用、烹调术的进步有关。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极为漫长、艰辛而危险的过程。古人要通过反复积累，从无意识的偶然体验，到有意识的试验、观察，才逐步形成了最初的药物知识。此后，随着中医理论的形成，并在其指导下使用，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药。

对于中药起源及其功效认识的说法，其实还存在着诸多疑问，笔者兹提出有关思考与同道商榷。

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是约成书于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该书显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补充和完善过程，是对其前的中药学知识的整理与总结。书中提出了药物的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七情和合与君臣佐使）、服药方法、剂型选择等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中药学的理论基础，对后世本草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中药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都与《本经》有着很深的渊源。

值得一提的是，《本经》的话语体系与此前成书的《黄帝内经》已实现了基本契合，弥补了《黄帝内经》方药匮乏的不足。对中药功效确认的基本方法是以效定功，即通过反复观察应用后的反应，来确定某种药物的功能。这一过程即使撇开受用者的年龄、性别、饮食、性情等复杂因素，也还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使用单味药物；治疗同一病症；临证反复应用。若不能满足这些条件，确认的某种药物的功效就有可能是不全面的，甚而是不准确的。平心而论，《本经》中记述的药物的功能、主治真正符合上述条件的恐怕并不多，那么对《本经》内容的澄清、验证也就成为其后历代药学家、医学家的重要任务。

纵观中药学史，尽管有发展，但对药物的研究认识方法并没有根本改进，多是在《本经》基础上的修订、更正和补充，且补充明显多于更正。也就是说，后世本草大都沿用了《本经》的说法，而补充的大量药物——由《本经》的365种至《本草纲目》的1892种，也同样带有过多的主观因素，对药物功效的认识很多当属于一家之言，且有些认识经不起推敲与验证。如《本草纲目》中记述了很多未经系统观察，仅属于偶然之见的内容，以至于成为现今一些人非难或诟病中医药学的常用理由。

由于对单味中药功效认识的不一致，加之药物配伍带来的千变万化，这就给历代医家的临床应用提供了见仁见智的机会。中医学丰富的临床经验中，除了表现在对病证的病因病机的见解上外，更多地还是见于选方用药上，即所谓用药经验。

用药治病，首要悉其性能。清代医家徐大椿形象地提出“用药如用兵论”。他指出：“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之偏性，攻脏腑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他还指出：“善用药者，亦必深知药性之功力，而后能用之以治病。”

关于这一点，历代医家有颇多心得。如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创制或记述的方剂，用药大都精当，成为后世典范，反映出他对所用药物认识之精深。李东垣对风类药有独到的认识，在脾胃病中的应用颇显匠心。《景岳全书》中有《本草正》2卷，列常用药300味，但对人参、附子、熟地、大黄叙述尤详，并模仿儒家四维（礼、义、廉、耻）之式，而将其称为“药中四维”。当代医家施今墨先生用对药的心得，焦树德先生的《用药心得十讲》等，对药物的认知都可谓细致入微，表述生动贴切，实用性很强，值得研习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