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养生 / 中医古训

本立而道生 纪念国医大师陆广莘

自从1994年夏季在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第一次听到陆广莘先生的演讲，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这期间，又一代中医人成长起来，大家都会有其标志性的记忆，陆广莘应当是这一代人遇到的最富创见性的中医思想家。

本立而道生

陆广莘那一次演讲的题目是“本立而道生”，按照儒家的教化原则，这是面向“君子”的开示。也许是“人以群分”的缘故，听众对陆广莘关于养生、气功和中医的解释反应甚好，我也有“涣然冰释”的感觉。在这之后，我甚是注重陆广莘的思想见解，及至2004年我跟随贾谦先生从事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才得以发现和体会到陆广莘思想的战略价值。正如陆广莘对“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的区分一样，“思想研究专家”和“思想家”也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协助侯外庐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的张岂之曾经很直率地说过，中国缺少的不是专家，而是思想家，他本人不是思想家，因为他的思想影响不大。这或许是张岂之自谦的话，陆广莘也没有说过他是思想家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陆广莘学术思想的穿透力。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判断，那就无法否认他是当今这个时代的思想家。

“老人上书”传为佳话

上世纪初，梁启超、胡适等诸公在全国上下拥有众多拥趸，在他们的思想中，中国是能够除旧开新的。尽管存在主义之争、道路之争，但其用心尚是非常纯粹的，都是为了中国走上新的发展道路，尽快富强起来。近些年来，我国学术思想界过于强调前辈思想家们的不足，对他们坚持的“核心价值观”做过多种解释和分析，认为其间的差异性大于一致性。实际上，他们之间思想上的分歧，他们与我们所处时代特征的变化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也许所有的差别只是对具体问题的“觉”与“不觉”而已。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前辈思想家们对中医药几乎是集体性的“遮蔽”，从而彰显出在他们的思想文化视域中，中医药从来就不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他们说中医没有“可通之理”，但他们从来不说中国文化没有可通之理，足见他们认为中医药与儒释道等传统文化之间可通处甚少。

当然，这是一种用当时非常流行的“科学”的眼光看待与认识中医药的方式所带来的结论，而自此之后，中医药在中国的发展就一直被这种认识所束缚，无处可逃。就这样经过了三代人的时间，突然有陆广莘受命筹建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可以说学术界才开始整体性的反思。只是此时正如《黄帝内经》所说：“病已成而后药之，不亦晚乎？”中医药的发展已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在这种危势下，中医药界的老人们采取集体行动为之“呐喊”，其势如虹，发出了“传统”的时代强音，“老人上书”也成为社会上流传甚广的佳话。陆广莘是“老人团”中年龄较小的，用邓铁涛先生后来的话来说，是他们首批“国医大师”中的“青年人”，有精力为中医药多发声，陆广莘也确实当仁不让，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有时竟到了无人之境。如今我们都非常熟悉“中医不能拜倒在科学脚下”等代表陆广莘特色的话语，这些话听起来已经近乎常识，但是其对打破思想禁锢，促进国家层面的政策反思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并不是很多人能够体会到的。

“生生之道”的中医学理论

如果仅仅凭借上面所提到的“话”，尽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还不足以说陆广莘就是一个思想家。我国中医药界历来流派纷呈，至今依然，即便是其创始人也不一定就是思想家。很多人学富五车，颇有创建，思想也很敏锐，但其所思所想也仅限于中医药界内，没有超出专家的范畴。陆广莘和他们不一样，他在与哲学界、科学界、医学界、文化界等领域中的专家学者交流对话的过程中，善于触类旁通，应当说做到了“跨界”无碍。他常化用司马迁的说法，认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要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健病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前者，他提出中医学的理论是“生生之道”，这是基于《周易·系辞上》的“生生之谓易”和《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的“生生之具”化裁而来的。对于后者，他认为中医学是“健康医学”和“生态医学”，以往从“疾病医学”衡量中医学的标准失之于“下”，故要向“上”提升。把陆广莘上述两方面的认识综合起来，已足以“成一家之言”。但是再细而论之，在“携洋”以自高的风气之下，陆广莘对后者的解释或许有人亦能之，只是未必能够讲出陆广莘的气象来。而陆广莘之所以能够讲得虎虎生风，端赖他对前者的创见，也正是缘于前者，陆广莘成了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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