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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医费人 明医费己

“学医费人”是出自蜀地的谚语。北宋苏轼应张希元之请作《墨宝堂记》，其中提到：“余蜀人也，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谚语本就有一定的流传度，再加上大文豪苏轼的传播，影响力就更大了。“学医费人”从字面解释，“费”人就是“害”人，意思就是医生的失治、误治会枉费一些人的性命和健康；从引申义来讲，“费”即“耗”，是说学医是一件很耗费医者的事。因此，学医费人有“庸医费人”和“明医费己”两种解释。

庸医费人

日本医家高森正因解读说：“医误药几十遭，然后困心焦虑，得以成良医之名。”客观地说，在初业医者甚至行医多年的名医身上都是不可避免的。医者按医术有三六九等之分，到了“费人”的程度，当属粗工、庸医。所谓“庸医杀人不用刀”。中医史上有一件庸医费人事件，就和苏轼有一定关系。

宋代元丰年间苏轼被贬黄州，时逢当地瘟疫流行。苏轼故人巢谷用所藏秘方救人无数。苏轼求方于巢氏，得方之后又传给了当时著名的医家庞安时。苏轼希望能借助庞氏的医名和著述将方子传播出去，惠及世人。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收录了该方，并记述曰：“此方苏子瞻《尚书》所传。”苏轼在自己的著述中也将之公之于世，推而广之。

这首神秘的方子，叫“圣散子方”，由高良姜、白术、白芍等20余味中药组成。到了宋哲宗时，苏轼做了杭州太守，又恰逢疫病流行，圣散子方再建奇功，杭州民众“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苏东坡两次亲历圣散子的奇效，对此方推崇备至，在方后写道：“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阴阳二感，或男子女人相易......连服取瘥......药性小热，而阳毒发狂之类，入口便觉清凉，此药殆不可以常理而诘也。若时疫流行，不问老少良贱，平旦辄煮一釜，各饮一盏，则时气不入。平居无事，空腹一服，则饮食快美，百疾不生，真济世之具，卫家之宝也。”

苏东坡以“一切不问”、“不可以常理而诘”、“不问老少良贱”来论方，其认识可谓粗浅，问题也随之而来。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宣和间（宋徽宗年间），此药（圣散子）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医顿废之。”在宋人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以及明代医家俞弁《续医说·第三卷·圣散子方》中，都提到了宋末辛未年时瘟疫流行，服圣散子被害者“不可胜数”的悲惨局面。此外，俞弁还清楚地记载了圣散子方在明代的一次应用：“弘治癸丑年，吴中疫疠大作，吴邑令孙磐，令医人修合圣散子遍施街衢，并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无一生。”

圣散子方，从“百不失一”“活人无数”到“十无一生”“杀人无数”不过几十年时间。有人将矛头指向了苏轼。苏轼对圣散子方的传承和推广是值得肯定的，但对圣散子方推崇过度，以“一切不问”的武断方式来传播，则是过犹不及。然而苏东坡毕竟不是中医，那些不求病因、不做辨证，以寒疫之方误施于温疫的“粗工”，才是“费人”的刽子手。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一书中将圣散子方放在了“卷第四·时行寒疫论·时行寒疫治法”条下，可见其对此方应用是有清醒地认识的。或许是出于对苏轼的尊重，庞氏直接把苏的序言一并载入，既没有纠正苏轼的错误，也未加入己论。这就导致那些被苏轼的盛名蒙了心智的粗工，将圣散子方变成了杀人的利器，何其悲哀！

此类事件，绝非孤案，尤其在疫病流行之时，死于粗工之手者并不鲜见。清代温病大家吴鞠通在《温病条辨·自序》中写道：“癸丑岁，都下温疫大行，诸友强起瑭治之，大抵已成坏病，幸存活数十人，其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胜数。”庸医费人，有几种常见的类型。

其一，疫病类比较暴烈的疾患，药误犹如火上浇油，病势汹汹，最易害人。

其二，病势危重者，小误即能生变，从而贻误生机。王孟英《回春录·一、内科·暑温》载有一案：“王子与，病革，始延孟英视之，曰：阴虚之质，暑热胶锢，殆误投补药矣。乃叔少洪云：侄素孱弱，医投熟地等药十余剂耳。孟英曰：暑热证，必看邪到血分，始可议用生地，何初病即进熟地？岂仅知禀赋之虚，而未睹外来之疾耶？昔贤治暑，但申表散温补之戒，讵料今人于律外更犯滋腻之辜，而一误致此，略无悔悟，不啻如油入面，如漆投胶，将何法以挽回哉？越日果卒。”禀赋素虚，患温发热，粗工滋补误投，一误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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