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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遗诏涉医 医学进步 体系完善

自宋朝始，儒医大量涌现，甚至出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言论，医人社会地位较前代大大提高。这种现象是入宋之后的陡然变化还是有前期长久的积累？对唐代三百年间医家社会地位变迁的探索，似可对此给出一些参考。

翻阅唐代史料，除了极少数皇帝丧生于宫廷动乱和意外变故，唐朝大多数的帝王皆属因病辞世，有些更在去世前常年遭受较为严重的病痛困扰，而为他们医治疾病的御医正是当时医术水平和社会地位皆较为高超的医人。帝王与医人之间以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紧密联系，因而有些皇帝在遗诏中会提及自身的患病感受甚或对主治医家的处置意见。

遗诏中所针对的医人群体，则正包含了当时两类主要治疗者中的精英：出身正统、任职朝廷的“官医”中之佼佼者以及因技艺精纯、经有司征召拔擢而得以供奉御前的优秀“草泽医人”。

虽非巨细靡遗，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在关键时刻陪伴君侧的“御医”们之境遇，代表了当时医人在社会地位方面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可以说，诏书中对医人的看法也基本代表着当时上层社会对治疗者的主流态度，亦从侧面反映了医生在唐代所能取得的关注度与社会地位。

一、辞世缘由，被杀还是患病

据史料记载，唐代历任的 21 位（含则天顺圣皇后）皇帝，除中宗遭韦后与安乐公主下毒，宪宗、敬宗为宦官谋杀，昭宗、哀帝亡于后梁太祖朱温之手外，其他16位皇帝基本皆属因病辞世。而其中尤以高宗、顺宗、穆宗、懿宗等几位帝王，曾在较长的时间段内遭受疾病的困扰。

虽然唐朝76%的皇帝皆为病逝，但其患病期间接受医生诊治的情况却鲜少被正史所载录。如顺宗尚在太子位时已多为疾病所苦扰，然则两唐书在记述其生平时，对他接受治疗的情况竟全然无所提及。

少数被正史所记录下来的皇帝延医问诊情况，亦多非记载医疗事件本身，而是为其他叙事目的服务。

如两唐书均详载高宗末年接受侍医秦鸣鹤为其刺头出血治疗风疾一事，真实意图恐怕是为了隐晦表达当时高宗与武后之间权利争夺制衡的微妙局面。而对于肃宗、穆宗、武宗等皇帝寥寥数句与医药相关的记载，则是为了反映他们沉迷方术、耽于服食的行为。与此相反，宣宗平素身体可算康健，唯晚年方得风疾，但《旧唐书》却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其与罗浮山人轩辕集探讨治身之要一事，为的正是塑造宣宗不溺于“伎术诡异之道”的明君形象。

尽管正史对于唐代皇帝接受医人治疗的详情录述不丰，但事实上历任帝王患病之时不可能没有御医随侍在侧。不仅如此，从史载唐末朱温勾结医官许昭远于内廷设宴谋杀皇室诸王、借口星谶诛医官阎祐之以去昭宗亲信等事件来看，医人与帝王及皇室成员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而唐代部分帝王遗诏中提及的与医人相关之内容，也可证明皇帝病重之时，侍御医、翰林医待诏及相应伎术人员往往都需参与诊治。

二、涉医内容，简要梳理

第一阶段

唐德宗之前，这一时期帝王遗诏的涉医内容主要是皇帝抒发自身的疾病体验或其对待生死的态度，基本看不到与医人相关的内容。如：

唐高祖李渊：“但去秋已来，夙疾咸发，自尔弥留，至于大渐，皓首归全，斯何恨矣。”

太宗李世民

太宗李世民：“栉风沐雨，遂成弭沴，忧劳庶政，更起沈疴。”

高宗李治受：“遘疾弥留，往属先圣初崩，遂以哀毁染疾，久婴风瘵，疚与年侵。近者以来，忽焉大渐，翌日之瘳难冀，赐年之福罕邀。但存亡者人之晦明，生死者物之朝夕。”

睿宗李旦：“然朕顷感旧病，欻焉大渐。圣贤共尔，修短其分，古无不殁，同谓之归。”

玄宗李隆基

玄宗李隆基的《遗诰》恰巧在同疾病相关的叙事部分出现了一些存疑字句：“今病既弥留，殆将不寤，其国务之事，非予所图，哀制之间，兹审遣训者。皇帝不务（疑）厥疾未瘳，礼贵适时，或无封（疑）执。”今天恐怕已无法将唐玄宗的本意解读清楚，然则从此文的言辞不难看出其并未将心思放在身体疾患的感受方面，甚至连一般遗诏中比较常见的生死观也属缺如。

肃宗李亨：“而天祸上延，神心未悔，正当金革，罹此凶灾，遂遘膏肓，惟几大渐，及兹理命，获著誓言，庶安国以保人，岂嘉生而恶死。”

代宗李豫：“疾既大渐，弥留日增。”

德宗李适：“今天命降疾，不兴不寤。”

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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