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医教育发展的脉络和特点考略

近代中医教育是中医药学发展过程的重要阶段，但其发展规律和特点缺少系统性、综合性研究。本研究采用史料挖掘、分析等多种方法，理清近代中医教育发展史的脉络，挖掘其在学校创立、课程设置、教育思想等方面的成绩，探讨其对现代中医教育的主要影响。考证古代中医教育，最早明确记载的为唐代政府创办，“太医令秦承祖奏请设置医学教育，以广教授”（《唐六典》卷十四），后北魏时期有“太医博士”官办医学教育、隋代太医署、宋代太医局和明代太医院。古代中医教育模式主要为官办，师承教育在我国医学教育模式中也占有主要地位。现就近代中医教育发展的脉络和特点论述如下。
 

1  清末多种形式相结合的中医教育

1.1  旧制与新法更替的官办中医教育

1.1.1  沿袭旧制的教习厅  清末，宫廷太医院下属的教习厅专司医学教育，当时的中医教育仍以官办教习厅制为主。其为师者分内、外教习，选广学博识者作为内教习，品学兼优者补充作为外教习。同治元年（1862年），由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它是中国近代中医教育新办学堂之始。同治六年（1867年），在清御史胡庆源请求“整顿医官”的谏言下，教习厅复设医学馆，改良了医学教育管理模式。

　　教习厅医学馆在课程设置方面，主要设置《素问》《难经》《本草纲目》等课程，并选用相关主要教材。在选拔考试方面，由太医院院使等人组成监管，除御医外，其余皆需参加会考。教习厅复设医学馆，虽然是我国官办的近代医学馆，但就学生来源、课程设置和医疗服务对象而言，仍是宫廷官办太医院办学之延续，未能灌输近代医学教育新内容，至光绪末年京师大学堂归划医学馆，官办中医教育逐渐开始中西内容兼授。

1.1.2  中西兼授的京师大学堂  光绪年间（1896～1898年），刑部侍郎李端芬、御史王运鹏先后奏请清政府，于京师建立大学堂，后经政府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进行商议，准其建立。光绪二十七年（1898年），光绪帝颁布医学改革政令，即：“命设立医学堂，归大学堂兼辖”。至此，由政府主办的京师大学堂正式设立。

　　京师大学堂规划医学馆在学制方面，由原来的三年制改为五年制教学；在课程方面中西兼顾。因中西医学在理论基础、思维方式、教学模式等方面差异明显，各有独到之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医学馆学部开始商讨中西医学分科肄业的问题。清代末期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中医或西医，缺乏办学经验，医学馆学部无法制定各门科目、教学规程等内容，故将学堂学生全部送往日本进行研修，清政府的官办中医教育至此暂停。

1.2  革新与发展的民间中医教育

1.2.1  特色鲜明的师带徒教育  清末的官办中医教育赏给功名，只培养少数的医者，根本无力满足民间医疗保健的需求。因此，传统的师带徒教育仍然是近代中医教育重要模式之一，是医学学术继承和发展的重要源泉。大量民间医者的培养，主要依靠师徒相授来完成。

　　近代中医教育师带徒现象十分普遍，大凡名医，多有师承传授关系。《中国迭学百科全书·医学史》收载近代著名中医48位，其中，32位为师承传授者，所占比例达67%，如王士雄、柳宝诒、余景和等。据《医谈传真》记载：“所谓名医门下，从学者每岁数十人，求医者朝夕踵门如市”，形象地映射出当时为师者，“带徒与诊务”两旺之场景。此阶段的师带徒教育特色鲜明，表现为：第一，出身多为读书人，大多儒医为师长，其良好素质和学识影响生徒；第二，生徒来源广泛，既有亲故者，也有非亲非故者。如此，一代名医的临证经验及学术思想，既可以世袭相承，亦可通过后学门人广泛流传于社会。第三，带徒形式多种多样，出现许多自行编写教材作私塾式讲学，如近代医家黄岩著《医学精要》为授徒时使用。第四，受西洋医学影响明显，开始涌现出以陈定泰、陈珍阁等为代表的中西汇通派医家。

1.2.2  代表近代中医教育雏形的中医学堂  师带徒教育虽是中医人才培养不可缺少的重要模式，但其不能完全代表中医教育的发展趋势。要培养具有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医者，就必须从师带徒向学校教育过渡，步入医学院校教育的轨道，倡导新型中医教育模式，建立符合近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中医教育体系。清末年间，改良医学教育呼声渐起，如郑观应指出，“中医不及西医之一者是教育，因此他强调行医者须入院校学习并持有准照，对于无照草菅人命者，应予以重惩”。可见，改良医学者对学堂教育的重视程度。但怎样创办中医学堂和一些细节问题，成为棘手的难题。没有清政府的帮助，中医药界人士齐心协力、大胆尝试，依靠自己的力量筹谋组建，各地先后涌现出一些中医学堂、中医教育社团组织。最早出现的民间中医办学机构是陈虬创建的浙江省瑞安县利济医学堂。随后，陈日新开办了“中西两系统并存”的江西中医学堂、四川重庆创建了巴县医学堂、山西建立了医学专门学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