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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桥：抗疟英雄谱上的苦行僧

10月5日晚，正忙着撰写盖茨基金申报材料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国际知名疟疾防治专家李国桥接到老朋友电话，获悉抗疟路上的“战友”、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凭借发现治疗疟疾的开创性疗法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这是好事情！青蒿素治疗疟疾早就该获诺贝尔奖了！”

 

上世纪60年代至今，这位年近八旬的广东科学家一直奋战在青蒿素抗疟的临床研究中。他曾“以身试药”，为此后治疟药物临床试验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他首先证实青蒿素治疗恶性疟疾的速效低毒作用，更先后研制了5个青蒿素类复方，是我国青蒿素类药临床研究主持人。

 

“屠呦呦获奖实至名归”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李国桥的手机响个不停。“很多人问我，对屠呦呦获奖怎么看？我认为屠呦呦获奖实至名归，是很好的事情，这是中国人获奖也是青蒿素获奖。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哪个获奖都好，大家都感到高兴。”李国桥爽朗地笑着说。

 

李国桥坦言，自己并未与屠呦呦共事过，但多次共同开会，是“熟悉的老朋友”。“屠呦呦此番获奖实至名归。”他反复强调，是屠呦呦最早通过青蒿素的乙醚提取物证明抗疟效果，取得中药青蒿抗疟研究的突破。“诺贝尔奖强调的是她发现青蒿素并用此治疗疟疾的有效性，而不是‘发明’，‘发明’是一个个工序做完才算，而‘发现’不需要，这一点上屠呦呦的贡献是不能否认的。”

 

最近有媒体透露，4年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米勒在推荐拉斯克奖时，同时给屠呦呦和李国桥递来了推荐表，最后屠呦呦获奖，引起国内轰动。李国桥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

 

原来，当时米勒来粤调研，李国桥还陪同他到惠州罗浮山的青蒿治疟之源纪念碑参观。米勒曾当面跟李国桥说，希望推荐屠呦呦和他两人同时获奖，没想到却遭到李国桥的反对。“我觉得我最多是第三人选，如果屠呦呦、罗泽渊、李国桥三人同时获奖我可以接受。因为罗泽渊是第一个从菊科黄花蒿里头拿到了抗疟单体，我是用云南药物研究所的黄蒿素完成首次临床验证的。”虽与大奖失之交臂，但李国桥丝毫没有遗憾。

 

“毛主席曾经说过四句话，我一直视为做人的准则：‘见先进就学，见落后就帮，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我们今天要创造和谐社会，因此直到今天我还是保持着当年的心态。”这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淡然一笑。

 

以身试药，写下“遗书”

 

回顾一生的抗疟史，李教授感慨万千。1967年，中国政府启动了“523任务”，意在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当时中医药协作组分别在针灸和中药两个方向上进行探索，而承担针灸治疗疟疾研究的，正是广州中医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教师李国桥带领的科研小组。

 

一次，为了深入研究恶性疟疾的发热规律，李国桥不顾同事们的极力反对，将带有恶性疟原虫的病人血液注入自己体内，试图通过亲身试验，体验病情变化。感染恶性疟原虫后，李国桥忍受着持续高烧的煎熬，以及肝脾肿大的痛苦，尽量拖延服用抗疟药的时间。

 

这是一次极有可能危及生命的医学实验。为此，李国桥给单位和家人留下“遗书”——“这次试验完全是自愿的。万一出现昏迷，不用抗疟药治疗。这是研究计划的需要，请领导和家人不要责怪实验的执行者。万一真的发生不幸，到时只要在花圈上画一个疟原虫，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他的感召下，一位同事和8位当地青年也拿自己的身体做了实验。

 

病中的李国桥坚持记录感染数据，寻找疟原虫发育规律，为此后治疟药物临床试验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如今，无论世界卫生组织编著的《疟疾学》，还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教学书，仍记录着李国桥团队研究的数据。

 

谈及是什么理想信念支撑了他近50年的抗疟之路，李国桥突然深情肃穆讲述了曾经所见的悲惨一幕。“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去云南，疟疾刚刚好暴发，家家户户都有人生病，因为疟疾死去的人很多。在一家，我看到一个约两岁的小女孩坐在躺在门板上的母亲旁边。从小女孩的口中得知，她的父亲在几天前因为疟疾去世了，她的五六岁的哥哥也没有幸免于难。看到这个场景，你说我们怎么可能就此放弃在抗疟道路上的奋斗？”情到深处，李教授两度哽咽，他随即解释称“不好意思，我年纪大了，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在场人员无比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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