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针灸的任务

    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针灸热进一步升温，民众对针灸的需求骤然增加，记者们到处寻找有关针灸的故事。因为当时赴中国内地就医几乎不可能，美国人迅速将寻找针灸医生的目标转向台湾和香港这些“自由世界”。《真实》杂志的一位叫查理·福克斯的记者，受杂志社派遣专程跑到台湾采访，发回信稿如下（节选）：

    亲爱的主编：多谢你给了我采访针灸的任务。但我必须先坦白，在杂志资助我调查针灸时，我擅自接受了台北“中国针灸医院”吴惠平医生的针灸治疗。夏天在纽约的时候，我因为左手和前臂出现轻微的感觉丧失去看了医生，花了65美元后，他很不情愿地给了我一个病名，可能是多发性硬化病，并建议我住院检查10天，要花1千美元。到达台北时，我双脚外侧的两个脚趾发麻而且双手还有针刺样的感觉。吴医生为我诊脉后说，是因受了风，涉及了膀胱、胆和肾脏。当我在治疗床上无聊地望着天花板的时候，吴医生仅仅用了45秒钟就将16根针扎进了我的身体，我感到手部微弱的麻感。吴医生说，人体有725个针灸穴位，手指端的穴位感觉强一些。当看到医生将16寸的长针扎入另一位病人的臀部时，我更相信吴医生的话了。之后，他将一根针刺入我的肚脐下足有一英寸之深，我感到像是被接到电门上（有一点夸张），感觉像电流从针刺部位一直传到下肢。吴医生解释这是膀胱穴位，还可以用来治疗阳痿，我好像有点懂了。吴医生接着又把针扎在双膝下小腿前和内踝处，4个穴位都像通了高压电。吴医生告诉我，针扎进去的时候，你会感到轻度的震颤和特殊的胀感但并不难受，如同用手指按你的腿。稍后，吴医生的一个学生（共有8个学生，其中4个华人，1个韩国人，1个荷兰人，2个美国人）在我腹部的针柄上放了个艾卷，用火点燃。艾卷燃烧起来像烟卷一样，只是发红而没有火苗，让我感到温热。我躺在那里处在一种朦胧的欣快和冥想状态，每个艾卷大概烧5分钟，当第3个烧完了后，一个学生过来拔了针。针灸后我感到放松和温暖，我的手和脚一年多来第一次感到完全正常。连续治疗10天后，除了左手以外，我其他部位的感觉都恢复了正常，而左手也正是疾病的发起部位。针灸以后，我感到全身充满很久没有过的能量和活力。在西医那里，我的感觉是冷酷和郁闷，而中医针灸诊所则完全不同，那里充满了愉快和温馨。（福克斯）

    福克斯的针灸报道并没有停留在对自己疾病的冥想，他还在台北针灸诊所看到了许多真实的病例，采访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亲眼看见了针灸治疗后的神奇的效果。他发现吴医生主要是依靠中医的问诊、舌诊和脉诊来决定针灸的治疗方法。吴医生认为，针灸能治疗的病症十分广泛，只要不是太晚期，类风湿关节炎、高血压、滑囊炎、瘫痪、甚至癌症，针灸都可以治疗。吴惠平的针灸诊所给福克斯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来自台湾的报道最先感动的不是广大读者，而是《真实》杂志的执行编辑马克·帕恩泽。读过福克斯给杂志的来稿，他当即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是将福克斯的报道作为重点文章在1973年2月的《真实》上刊出，并效仿一年前《新闻周刊》的做法，在封面配上“美女针灸穴位图”以吸引读者。另一个是，他要亲自出马，偕夫人到台北深入采访针灸，同时为夫人治疗西医几乎毫无办法的“干燥综合征”。

    帕恩泽夫妇于1973年1月下旬到达台湾，开始了对“中国针灸医院”长达6周的采访，并同时接受针灸治疗。其间福克斯的针灸文章正好在美国发表，吸引了很多美国患者专程赶到台湾看病。帕恩泽采访了大批美国患者，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了他们在治疗前后的病情变化，当然也包括他夫人的病情，从症状到感受全部记录在案。返美后，帕恩泽又收集和阅读了大量针灸资料，咨询了一些专家，随访了许多针灸患者，然后写出了“针灸：治疗36位美国患者的现场报道”一文，分上下两篇发表于《真实》杂志1973年7、8月刊。由于该杂志当年的广泛影响力和信誉，号称为“活力男人的杂志”，这些系列针灸报道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可想而知的了。

    编辑在按语中特别说明，《真实》的一贯基本立场是不做辩护也不背书，而此文章仅是如实地报道一个被西方世界忽略的医学分支针灸。我们的责任并不是支持某种意见，而是保持开放的头脑，最终为我们的读者提供可以证明的事实。文章的导读说，“针灸对这群在病床前相遇的患者意味着两个字——希望：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女士患有几乎从不间断的偏头痛，得克萨斯人因落马损伤了脊柱，波士顿的前中学教师患有多发性硬化病，一位偏瘫的纽约人，近乎全聋的爱荷华进口商人，患帕金森氏病的夏威夷人，有肘膝疼痛的半数台湾女子垒球队队员，以及我的夫人——身患可能是最伤脑筋的疾病。但针灸师却告诉我夫人，我们能治。请读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