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因“科学”指的是在近代欧洲才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机构组织、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对于医学的本质属性，由于其研究和服务的对象是具有生物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人，由此而决定了医学绝对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在西方，医学并不属于“科学”的范畴。

●把医学看作当然的“科学”，是因自近代以来在中国知识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唯科学主义”——“科学”被视为绝对真理。说“中医不是科学”，一是可以消除所有一切对中医的无知与偏见，二是可以纠正把西医模式和思维方式作为中医发展思路和框架的观念。

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医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后，笔者发现，影响和制约中医的最大桎梏就是将中医视为“科学”，并运用“科学”的观念、标准、理论和方法，来认识、评判、验证、解释、改造传统的中医，以致造成对中医理论的干扰、扭曲、阉割、排斥。因此，现在是到了我们中医学界理直气壮地说出“中医不是科学，不要用科学的标准来要求我”的时候了。

然而，要论证“中医不是科学”，却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命题。说它复杂，完全可以就此写成一部洋洋数十万言的专著；说它简单，其实用一个“三段论”式的话语就能证明。

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在1949年以前的一些著名中国学者看来，中国古代当然是没有“科学”的。早在1915年，任鸿隽就在《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并且说：“故吾国之无科学，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第二非社会限制独酷，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而已。”1921年，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宣读他的第一篇正式论文，题目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1935年10月，竺可桢为纪念中国科学社成立20周年，撰写了《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一文，认为中国古代对于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生物学虽然有相当的贡献，但是近代的实验科学，中国是没有的。究其原因，“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1944年7月，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写了《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一文，从心理因素阐述了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与此同时，浙江大学教授、数学史家钱宝琮撰出《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一文，将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归咎于中国人太重实用，而这些又是大陆文化、自给自足经济使然。1945年8月，竺可桢撰写了《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他说：“归根起来讲，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而此种机构，此种思想，到如今还大部遗留着。”

这些蜚声中外的前辈之所以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科学”指的是在近代欧洲才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机构组织、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先是将“科学”的概念泛化，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并以“辉格式的历史观”仅仅以论证“中国第一”作为主要目标。还是以竺可桢为例，其在1951年发表的《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一文，开宗明义即指出：“过去资本主义国家谈天文学史的人，多推崇巴比伦和希腊，蔑视中国在天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一方面固由于西洋写天文史的人，不懂得中国文字。但自命为中国通的人，也鄙夷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而弗肯称道，如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传教士谌约翰著的《中国天文学史》，把中国古来在天文学上的创造，统以为是传自印度和巴比伦即是一个例子。也有少数学者如《星辰考源》的作者荷兰人薛莱格，误解了中国的经典，把中国天文学史推到一万六千年前，以为西方天文知识多源于中国，这也未免过于夸张。我们若用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研究世界科学发达史，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成就，自有其辉煌卓越的贡献，值得我们的探讨和宣扬。”在历数了古代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辉煌成就并与西方做了比较，最后说道：“我们回顾郭守敬以前张衡、虞喜、刘焯、一行、沈括等的伟大创造，以及千万天文工作人员积时累世的劳动成绩，我们很可以自信在人民政府所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物的文教政策领导之下，给以相当的时间，我们的天文学，和旁的科学一样，必会有更灿烂光辉的成就。”而上海的江晓原在《天学真原》一书中，用大量史料和分析，论证了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

医学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