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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的“天人同构”

 “天人感应”思想的确立

“天人合一”思想，对战国后期到西汉期间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其最典型的历史事件有两个：一是形成了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政治哲学，二是形成了以“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为基础的中医药理论体系。

“天人感应”是董仲舒天人理论的基本内核。在构建天人理论时，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起天人间的感应关系。这一关系的成功建立，不但解决了实现天人合一的途径，而且也制造出当时社会所需要的神秘的宗教神学氛围，进而向世人确证了刘氏政权存在的合法性。

他说：“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受命，化天地之四时。”（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为人者天》，中华书局）

在这里董仲舒强调的人为天所生，人之本在天，人的一切，诸如形体、血气、德行、喜怒等莫不相应于天而生。为了证明这一理论，他从术数入手提出了“人副天数”的思想。

他说：“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春秋繁露义证·为人者天》，中华书局）

而在中医药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人与天相参，与日月相应”（《黄帝内经·灵枢·岁露论》）的意识一直处在思维方法论的重要位置上。其基本涵义是，人是由天地（阴阳）之气所化生，人的生命活动取决于天地阴阳的变化规律，故而人须主动顺应天地阴阳的变化。其理论与董氏天人理论相比较，何其相近！

《素问·宝命全形论》对此论说道：“夫人生于地，命悬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能达虚实之数者，独出独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所以，人欲“宝命全形”，须“知四时”，并“应四时”。

中医理论的“天人同构”

实际上，“天人合一”并非董仲舒的首创，他不过继承并发挥了先秦儒家相关的理论。在先秦儒家那里，“天人合一”观念中含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天人同构”，这种思想对中医药理论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让我们先看儒家关于“天人同构”的有关论说：“参（曾参）尝闻之夫子（孔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唯人为倮匈而后生也，阴阳之精也。毛虫之精曰鳞，羽虫之精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大戴礼记解诂·曾子天圆第五十八》，中华书局）

这与曾子论说“天圆地方”相近，《黄帝内经》中也有相似论说，其文曰：“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也。（《灵枢·邪客》）

这种天人间的参对比附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是十分生硬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天人合一”、“天人相参”的意识，在当时中医药理论形成和实践中所产生的重要指导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从这段文字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中医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络学说）形成的踪迹了。

无论是新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医籍，还是《八十一难经》、《黄帝内经》等医书，它们都是在这种意识的基础上展开论说和实践的。以《黄帝内经》为例，它以“天人合一”、“天人相参”及“人副天数”为其整体结构，又以阴阳、五行为其辨思纲领，由此形成中医药理论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包括五时、五方、五气、五音、无声、五化等天地因素，与此相应的是人体因素，如五脏、六腑、五体、五志、五官、五声、五味等。人之生理系统的建立正是从一个整体认识到另一个整体认识的途径完成的。这正是由中国古代文化的哲学基础而形成的整体性、功能性的系统模型。

不只是古代中医根据这一模型诊断治疗疾病，即使今天的中医也仍然依据这一模型进行医学实践。《八十一难经》第七十五难曰：“经言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何谓也？然：金木水火土，当更相平。……水胜火，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故泻火补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经曰：不能治其虚，何问其余。此之谓也。”（《八十一难经集释》，天津科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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