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买入“善药”卖出“善药”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后汉书·冯异传》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传，传主宋清是一位药商，但也会看病，算是我的先辈同行。传文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说宋清是长安药市的一位药商，家中所积储的全是上好的药材——“善药”。宋清待药农优厚，药农也乐意将“ 善药”卖给他；他供给医师的药也全是“善药”。买入“善药”，卖出“善药”，质量确保，疗效卓著，良性循环，声誉日隆。

同时，宋清有治疗皮肤病的本事，因而又多了一路人马找他求药。问题是来求药的人各式各样，真没钱的、没带钱的、邻近的、远道的、熟悉的、“不识”的都有，宋清对那些没带钱来求药的，都一色给予“善药”。只是约定俗成，必须记账。

记账的凭证，古人称之为“券”。最初用竹片，其后用纸，一式两份，各执其一，好像现代的双联单，你一张，我一张，好对账。到了年终，宋清会将所有的“ 券子”拿出来筛选，挑些没偿还能力的人的“ 券子”烧了，再不提起，就当没有赊欠。

宋清这样做，有些人说他“ 痴愚狂妄”；有些人说他“或许有道德”。宋清说：“我赚钱为养活老婆孩子，没什么道德可讲，但是说我‘痴愚狂妄’也不对。”

第二段，说宋清卖药40年，债券被他烧掉的人当中，后来有“ 百数十人”当了大官，俸禄高，送给宋清的礼物，亦不菲。这种回报虽然来得慢，而以千百人的死账相抵，并不影响宋清致富。

因为宋清求利眼光远，远了，利益反而放大。宋清不比一般“ 小市人”，心胸狭隘，收不了账，就发怒，就骂人，钱没到手，还结了怨。宋清能够主动烧券，删除记忆，则高人一筹。

他对于那些被朝廷罢免的落魄官员，仍然很恭敬，仍然不怠慢。若来找他，他“必与善药如故（跟从前一样）”。这些人一旦复官起用，就会益发厚报宋清。我看，这便是“恻隐之心，仁也”（《孟子》）的因果律。

第三段，是传记作者披露“炎而附，寒而弃”的社会现象，意思是：当权显赫时，人多依附；失权冷落时，人多疏远。按柳宗元20岁登进士第，30岁擢监察御史里行，32岁追随王叔文革新，同年失败，贬职出京。经历过宦海浮沉，觉得能像宋清这样的人实在太少太少了。

即使身“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泛指地方学校）乡党（地方行政组织）”自以为是“士大夫”的人，也不过是些势利之交而无休无止之辈。这些“士大夫”却又偏偏戴着有色眼镜看人，错误地推理宋清是商人，商人唯利是图，其为人必定势利。

殊不知，宋清“居市不为市之道”。虽说是市人，但不随俗充当“市道交”的小人。凭藉他自己的精明、能干，善来善往，理顺商业圈的人脉；并且能立定脚跟，坚守诚信、人道、谦逊做人，终于赢来了美好的口碑和丰厚的财富。忽尔忆起《三国演义》，开卷有“人情势利古犹今”的句子。难道这就是“炎而附，寒而弃”的注脚吗？

传文结句非常值得细味：“悲夫！然则清非独异于市人也。”

根据宋清的烧券做法，他有怜悯之心、怀仁之道，应当提高到道德的层面来考量。烧券当时，他不吝惜“失之东隅”；后来，他接受官员的感恩回报，则是“收之桑榆”。客观上，起了取富以助贫的效应。然则，这种举止并不同于“劫富济贫”，惟其气节，则凛凛然有“替天行道”的意味！

我1963至1983年间在老家行医时，乡亲看病记账的很普遍，过了春节，我常把家境较好的赊欠户抄在新簿上，俟其又来看病时提醒一句。到了该年除夕还没偿还的，新簿变旧簿，也就将它搁在一边，跟没能力偿还的老旧簿一样看待，不再看它，任其淡忘。虽说我没有碰到后来升官的人，但亦体会到隐约之中增加了不少的病员。

早在战国末年，廉颇将军就有过“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下同）的经历。当他“复用为将”，挥手叫“故客”退去的时候，客说：“吁！您怎么知道得这么晚呀？天下都是市道交呀！你有势，我从你；你无势，我则去。这是硬道理，有啥好怨呢？”

由此可见，自古以来的人际关系之大众，都围着“势利”转，例外的人极少极少，这些例外的人则成为社会上不寻常的小众。

因为不寻常，所以引人注目。像宋清，柳宗元赞赏他，我也敬仰他。

宋清 买入“善药”卖出“善药”